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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伊莱沙·格雷夫斯·奥蒂斯（Elisha Graves otis）发明了载人电梯。在19世纪下半叶，在新技术（主要是钢框架结构技术的革新）、城市地产分区制以及天时的巧遇中，现代高层建筑最早在美国的芝加哥和纽约诞生了。其创始人有威廉·勒巴伦·詹尼（william
Le Barom Jenney ）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约翰·韦尔伯恩·鲁特（John Wellborn Root）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和其它芝加哥学派的建筑师们。他们的设计讲求功能的倾向。其主因是作为商业与经济的产物的高层建筑，实际上是工程居于首位的。在此之后，受法兰西学院派影响，试图通过历史样式寻找美学上的方法，即折衷主义时期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为止。
从二战开始，来自欧洲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等和以后的SOM发展起了现代主义建筑，他们以革命的姿态反对将建筑与历史相关联的任何可能性。并且将建筑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试图摆脱经验主义的设计方法，去寻找科学的建筑设计方法和研究理论。二战之后美国社会极巨地从工业时代转变为消费时代，以大都会城市纽约为代表的消费时代城市迅速异化了原来的工业城市或"古典现代城�"。
而实际上这一趋势早在20年代的纽约就已经开始。在这之后"国际式"建筑出现了，诺尔伯格·舒尔茨（Norberg Schulz）在1974年将其特征总结为："简单的立方体形状，包在玻璃，抹灰或类似材料的轻薄外皮中的统一容积，并且没有装饰细部。""形式服从功能"（Form
from Function）的表现材料、结构和经济性原则的国际式风格一时成为全世界的偶像。
从建筑形式上这种国际式的高层建筑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单独的"方盒子"，它是由可供出租楼层的经济性、建筑结构，以及内外墙体关系的功能确定形成的。
而在建筑形式的背后。"国际式"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征。纽约下曼哈顿区的世贸双塔，以及整个曼哈顿岛的天迹线成为了美好的现代化城市生活的代名词。早期柯布对现代主义所寄予的那种对社会、对城市生活革命的理想在战后迅速被消费资本所消解、异化。现代主义的理想社会被理想生活所替换。而当现代主义运动丧失了其革命动力之后，早期现代主义提倡的那种对材料和结构表达的真诚转变成了一种虚伪。即对一种风格的追求，更确切地说是对理想生活的象征性的在意识形态上的追求。也可将其称之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建筑中的一种体现。
1903年德国社会学家乔治·西蒙（Georg Simmel）在他的著作《大都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有一段关于"现代大都市个体主观性"(Subjectivity of the modern Metropolitan
individual)的重要描述。他对来自于现代大都市存在连续不断的鼓舞发出了质问："谁的神经死亡了？"，他发展了关于"无动于衷的个体"的想法。
西蒙写道："心理学的基础（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在大都市个体性之上被建立起，由于迅速而持续不断地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激励，因而它（指心理学的基础）增强了人们的感情生活，这样大都市的类型自然地呈现出成千上万种个体的修饰，即创造出一个自我保护的器官组织（organ），对于那种深刻的分裂，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动及其不连续性所带来的威胁做出了自我保护。"代替了那种出于情感的反应，大都市类型首要的是以一个理智的方法做出反应，这种出于理智的方法经过意识的增强轮流地引起它所创造的那种精神上的优势。其转变成的"无动于衷"（blasé）既是一种产品，也是对现代城市繁忙节奏的一种防御措施。
同时这种理智化的存在的样态可以用来和经济资本的事实真相进行比较。引用西蒙的一句话"金钱经济与智能的权势（知识分子的权势）处于相互间最近的关系之中。"
显然他们组合成一个整体，一种理智化的态度下的在资本自我不断离间过程中的城市形态的现代性。一个支配性审美和经济资本的相结合的现代性。
<2>现代性之后的后消费时代
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英国建筑经济学家发现"在近35年中，建筑物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现在需要把建筑物的构成分为4项，底座、服务设施、框架和围护，其中底座占造价的比重和过去类似，在12.5%左右，机电服务设施上升为35%并继续上升，基本结构从19世纪的80%降至现在的20%，这种趋势必然要反映在建筑形象上。"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欧洲再一次爆发了理论上的革命。
1966年10月在美国赫普斯金大学举行的结构主义哲学大会上，法国的青年哲学家德里达提出了与大会主题结构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世界的背后不存在可以把握的实质，所谓结构也只是一个各例或乌托邦，自此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观念流行开来。
在我们称之为后现代时期的城市中，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建筑从理论上主要分为两种，后现代主义与晚期现代主义或新现代主义。詹克斯（Jencks）在1988年将其解释为："后现代主义者明确宣称，他们的建筑植根于场所和历史……并且他们找回建筑表现力的全部技能：装饰、象征性、幽默感，以及城市环境……依靠现代的结构方法和历史的记忆，雅俗共赏，（他们的）建筑物是双重译码的……
晚期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们与此相反，轻视所有的历史形象，除其最近祖先的。他们专注于建筑的持久的抽象性作用--空间、几何性及光线--并一般地完全拒绝讨论风格问题……代之以将建筑视为应由协作解决的一系列技术问题……或几何学的组织上的抽象命题。"
其实现实中的城市是以上二者以及城市历史的混杂，城市从社会的角度，正走向地区化和动态化，从技术的角度，是非物质化（dematerialisation）的要素越来越取代过去常规的物质手段的作用。而许多先锋建筑师则力图用非物质化的形象表现建筑。
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曾指出：建筑学不再是体量和体积的问题，而是要用轻型结构，以及叠置的透明层，使构造成为非物质化。
在当代，城市和建筑不可避免的巨型化，与此同时，城市内部空间则不可避免的碎化，城市由原来的以街道为骨架，以宫殿、广场或宗教建筑为中心，发展为以巨型建筑或高密度建筑组合的岛状区域。它们像一个个迷你城市。而连接这些岛屿的是各种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城市的各种功能迅速地向某些点状空间集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地铁，它把乘客送到不同的地点，而在运动期间的空间则可以被理解为是空白，以一种跳跃式的方式呈现空间的位移。
纽约的曼哈顿（Manhattan）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无差别的空间，众多的可能性。
在纽约的曼哈顿岛上，在作为历史连续性的现代性的背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连续性的一面，各种各样的碎块、片段、偶发性的突发事件，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呈现。
那些偶发的非连续性、那些无秩序的、那些碎裂的碎片与片段分布在其与周边空间联系的边界上。以及这种联系所带给内部的深刻裂痕中，分布在一个封闭系统在不得不开放的边界上以及由此带来的惊讶、无奈、恐惶、狂喜、震惊、焦燥……。这些敏感的地带，人们期待着偶然性的在过程中的快感，在这些强秩序之间的缝隙中，非连续性的片段中，旧秩序的边界上，城市以偶发事件为呈现方式正发生着激变。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市下曼哈顿区的"911恐怖事件"成为了激变中城市的一个最极端的情节。由此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后消费时代"城市的面貌问题。
当代的大都会城市已经不可能再形成柯布的"光辉城市"的紧锁式的结构，而应该是一种自由开阔的结构，到更象是一部中国的章回体小说。在曼哈顿，城市是人的聚积，它是，也理当是为人人所分享，而那种高层高密度所体现出的永恒性、纪念性都可能与城市的性格而格格不入，与城市居民的愿望相背。人们需要重新赋与其开放性而不是那种外表的纪念性之下的封闭。即，那种--即时的、新鲜的、流行的才符合城市的性格和城市居民的愿望。
今天，经济的全球化，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我们已经难以察觉。资本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了我们所能接触的所有领域。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哈佛大学指导的二年研究生课题"购物与大都会城市的关系研究中"，（《Harvard
design school guide to shopping》）称购物已经把城市生活殖民化，甚至代替了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市中心、郊区、街道、机场、火车站、学校、医院、博物馆都被机械化地赋于购物的外表。
并讲到："现在，公共群体谋求购物，结果产生了定论，它构成了可能唯一的去感受城市的模式。"
随着美国经济率先向知识经济转型，以及全球范围的互联网使用的迅速普及。城市、城市生活及城市中的人们本身都已经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似乎异化已经不可避免。库哈斯以其敏锐的直觉以某种方式切入到新的城市形态的内部，并以购物为切入点，分析购物如何在空间、人、技术、思维和发明中重新塑造城市，试图去建立一种新的城市设计方法。
<3>建筑学的困惑
意大利著名建筑理论家曼弗雷多·塔夫里（Mafredo tafuri）认为，现代建筑运动的发展史就是一场对历史的挑战史，而不是传统上的认为现代建筑运动的"反历史主义"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性。现代主义建筑的旗手，柯布是一位真正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从早期未来主义的巴黎规划到1930年前后完全空想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规划，圣保罗规划，阿尔及尔海滨城市规划。在柯布的建筑规划中把单体的建筑理解为政治经济学上的资本在流通领域制造出的产品，并伴随着资本在整个社会的运作而不断开拓，因而在这些不断向外拓展的匀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中，柯布从不关心城市的文脉或其规划外的空间与规划内的建筑形式和结构的关系。联想到柯布为巴黎制定的"光辉城市"方案，决意拆掉巴黎老城的其当面积以实施其计划时，也就是不为奇怪了。
柯布以一种反历史的革命姿态试图通过建筑学谛造一个革命意识形态的新型社会的乌托邦，然而二战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意识到其社会和经济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性，并最终放弃了去解决它的勇气（即对全新城市的建设），而选择了调合妥协的姿态。它一方面继承了现代主义运动的激进表象，同时却将表象之下的革命意识形态消解。这就造就了柯布成为了建筑史上的著名的救世军，殉道者或异教徒。相反来自德国的密斯对时代精神的表达，和他对意识形态的冷漠，使其迅速为战后资本在城市建筑中的规模生产找到了审美依据，一顶历史的连续性的光环加到了密斯的头上。"密斯完美地综合了哥特建筑的高度和古典的平衡！"--美国人惊呼到。进而在建筑批评中发展出了操作性批评（operatve
critique）这一概念。这种批评是对建筑和艺术的分析，其目标不是抽象的探讨，而是在它的结构中预先确定创作方向的"计划"，即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梳理来体现预设的目标。它以一种工具论的实用主义，将历史组织在某种自律性的历史连续性之下。这种方法促使了理论批评与设计本身相对应、使历史与设计相结合。
对此塔夫里则明确指出，操作性批评的危险性在于它往往过于屈从于设计而无法揭示隐含在设计中的结构与内涵。此外，它在使历史走向现实化的过程中，常常使历史转向神话，从而与真实的历史相抵触，丢失了历史的意义，使设计走向迷途。
因而当老一代建筑大师逐渐走入历史的60年代，新一代建筑师，在茫然中的试验性探索以及随之而来的建筑学上的危机感，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可以说是操作性批评所带来的。
<4>新的时代精神--流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雅各·肯德（Yago conde）在他的《建筑学的非确定性》（Architecture of the indeterminacy）一书中将其理解为："如同一个目标意义精确的悬浮着的确定状态。其结果来自于对其自身书写的诸多限定性的重新思考。"
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建筑学处于困惑之中，它不断承受着来自社会、经济、种族、宗教等各方面的不断增大的压力，其自身内部作为工业时代历史连续性体现的古典现代主义早已在资本自我离间的过程中瓦解。而在此之后，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或新现代主义等也都只是一种针对设计的策略或权益之计。
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现代性呢？
"流行，如同建筑学，存在于生活瞬间的黑暗之中，它属于集体意识的梦想，现在，它终于被唤醒了。"奈尔·里奇（Neil leach）说。他将其称之为"墙纸人"（Wallpaper-person）（wallpaper
指同名生活风格杂志）即那种里文·德·肯特（Lieven de canter）所描述的"一种拓殖今天的胶囊状文明的生物"。在里奇的《美学的蚕茧》（The
aesthetic cocoon）一文中，将这种生物描述为："愉快的寻求对现在的健忘，不断地去寻找那种最为瞬息即逝的满足，以及用自己唯美的景色来蒙蔽外部世界社会的诸多不平等。"
传统城市空间发生了深刻的分离，内部与外部的分离，结构与表皮的分离，功能与形式的分离，美学与价值的分离，现实与历史传统的分离。总之，街道不再是街道，广场不再是广场，建筑不再是建筑，墙不再是墙，窗不再是窗，楼梯也不再是楼梯，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变成了附着流行意识的载体。
广告柱上的招贴，巨大的商业广告，露天的电子屏幕，无处不在的各种视觉媒体，电脑网络，不断地制造并传递着流行的信息。城市成为了某种装置、某种符号、某种信息、某种与结构分离后不断变化的表皮，即一种随时体现着流行的时装化的反建筑的城市形态。
在这个所谓的网络时代或后消费时代再或其它什么名称下，流行性正成为都市化城市的主题，大都市城市也应当象流行时装一样不仅表现在生活杂志和电视里，还应该展现于大街上、广场中即城市生活人群所能触及的一切物质领域。这意味着城市建筑形态的流变效率必须极大地加快以体现大都会城市流行性所带来的内在时间性，即建筑必必须适时地呈现出流行的样态，而建筑自身内部的自我则被效率必须极大地压缩至最小。流行--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体制性产物，它是社会经济系统良好远转的动力，是关于我们的决定性力量。
<5>资本全球扩张的副产品-多元文化
经济的全球拉张的必然结果。而"流行性"正是这一资历本扩张过和中的必然的经济策略，部分所谓的先锋建筑师以激进的理论与设计而闻名。然而其先锋的旗号却在自觉不自觉中己被资历本所消费。不管建筑师自身的想法怎样，资本己将其先锋设计以整体的方式迅速转化为一种流行符号，消解其内部的形成机制，保留外部的新鲜形象，进而成为一个个流行的发起者或源泉，以满足资本不断增大的欲望的要求。
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文化的观点。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仅仅以欧美文化为中心，显然是不适应这种全球化形势，资本需要以全球的宠大资源为背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现在呈现的所谓多元文化的表象。但在另一面，这种多元文化既是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策略，也是对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资源的一种确实消费。为了易于资本的全球流通，资本迅速消费和容纳了不同文化。并将其符号化，将其内部的有效机制消费、吞食。可以说这种多元文化更多的反映的是全球化资本为了便于其全球化流通而展示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假象。然而在其背后却是对文化差异的巨漠视，其所到之处，就是各种文化的连根拔起，并在多元文化的旗帜下，迅速消解。进而转变成没有个性的，没有创造力的扁平化�"普通地区"。
它是现代主义国际式浪潮之后的又一次全球化浪潮，在前消费的工业时代人们消费廉价的工业产品，在后消费时代，人们消费廉价的文化产品。我们看到流行拥有着所有文化教育传统和历史的知识产权，但却不尊重它们。
<6>反思
以流行性为代表的时代精神成为历史的连续性，使用权我们不得不对以历史连续性演变为主线的建筑史发生了疑惑？其方法的全理性与必要性？
雷姆·库哈斯在他的《小号、中号、大号、特大号》（SMXXL）一书的前言中将现代建筑的现状比喻为："像是一个囚犯腿上拴着铅球。想要逃跑，就不得不摆脱这一负担，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其仅有的一把小勺在铅球上一条一条地慢慢地去刮。"
在书中，库哈斯称："强行赋予的连续性（coherence）使得建筑师的工作变成或是涂脂抹粉或是一种自我审查的结果。"
社会的现实就是流行性，这种流行性以体制的方式 似乎已经几乎统治了社会的所有领域，在后消费时代，技术的巨大进步，非但没能为人们带来更多的精神自由的空间，反到比以往更加束缚了我们的灵魂，我们日以继夜地创造着巨大的财富，这些不断巨型化的财富使每个人都为之疯狂，使每个人都为疯狂，使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站在自然巅峰。
面对这无所不在的巨大力量，它呈现在从意识形态到生活细节的各个角落。我们生活在被克里斯朵夫·拉什（chr istopher lasch）称之为"完全自恋"的年代里。
如果对经济学角度上"时代精神"独尊，则很容易导致空置的意识形态自动地附着于这个"时代精神"之上，而导致其内部的迅速自反与惰化。
然而这种连续性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并是要切切实实置身于其中。这里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知识是否具有地域性？从生命的普遍角度上讲，没有地域性，但从文化、历史或谱系学角度上讲，则有地域性。因而对物质的建筑的研究就总是包含了两个方面。没有地域性的建筑学的方面和有地域性的建筑史的方面，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并且是不能完全相同对应的，而作为这二者共作用下生成的物质建筑则始终在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库哈斯曾无奈的指出�"建筑因而最终被定义为一种混乱的奇遇式的冒险。"
<7>建筑史与建筑学
15世纪北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的布鲁内勒斯基（Brunelleschi），阿尔拜蒂（Alberti）等的一系列建筑理论性文献开始了一种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称之为"分类的理论"（Categorical theory）即："他定义出场地，项目内容，公共建筑与私人建筑的状况，城市或乡村等不同场地的状况，高场地与低场地之间的区别等等。总之，都是和一系列的分类有关。"
到18世纪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又出现了一批明确归为建筑史学术性质的印刷品，如苏弗洛（J.G.Sorfflot）、勒鲁瓦（J.D. Leroy）、斯图尔特（James
Stuart）等。使得建筑史有了一个自己的表达方式，"文学式的文字 叙述，精致的线描测绘图，艺术品般的连幅版画的混合物。"使得建筑学与同时代的其它新兴学科，如植物学、生物学、化学等到成为了知识范畴内的学科俱乐部的一员。这样建筑学有了与其它学科交流的可能。并在潜在的同构性这下与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产生了横向的相互影响。
这种理论基本上是15世纪"分类理认"的深化，他们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建筑分类出了不同的柱式，并进而其界定了建筑的不同类型。
而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首次出现了近现代的具有独立政治权力的"国家"的概念。国家首次代表资本的一方，因而国家专政的意识形态就要求有一个法规式的类型学。即一套法规化的模数体系。公众可以清晰地理解建筑在这套模数体系上的操作。这样，建筑理论也不仅服务于审美，而且也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工业革命为社会带来了种种新的功能-工厂、医院、公园、集合住宅、学校、监狱等等。
自此，建筑理论分裂为针对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建筑史研究和针对新式类型学研究的建筑学研究。
而在今天，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里，坚持对建筑研究进行如此的分类仍然是必要的。至少能澄清一些目标上的混乱。而我们如何面对建筑的历史主义和自主性（自律性）的两种倾向呢？也许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个辩证的，批判式的或教诲式的策略。一边进行着对自主性的建设，一边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它批判、教诲。并时时提醒自己，二者之间随时相互异化的危险，既警惕前者的反科学倾向，又警惕后者的机械工具论倾向。
<8>装修建筑学-流行体制下的建筑学
流行的经济体制，要求一种新类型学的出现，以完成城市中的建筑在流行体制中的操作。
建筑怎样才能符合大都会都会城市中的即时的新鲜的流行特质呢？在流行的名义下，时髦成为了决定性力量，即那种主宰性的结构体系。
这既是一种经济上的要求，为资本的快速繁殖提供可以，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去展现当今时代的现代性，一种超新的繁荣的大都会形象。
这一切使得建筑乐得不加快其使用或更替周期，时髦的新潮的成为大都会建筑的主题。永久的、纪念性的则脱离开了人们的视线。
大都会城市迅速扁平化、符号化，其表皮的价值远远大于其自身内部的结构价值。这一表皮指的是脱离原有功能的，脱离其自身生成合理性的符号化产物，而不仅仅是指建筑结构上的内外部关系。那些大都市城市中的商业电子屏、广告牌、灯箱、临街橱窗以及各种展示性构筑物成为了城市中的主体。
总之，一切短期的，临时的，展览式的装置成为了发布的传递流行信念的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建筑学己经是力不从心了。而原来作为建筑工程中次要地位的装修工程，却出人意料首次出现在了城市建设的前台。现在对于当今的大都会城市己经很难再用原先的类型学方法进行分类了，我们无法分清城市的功能分区，甚至无法划分出某一建筑的具体功能。无法分清单体建筑与组群建筑的关系，无法分清公共空间与非公共空间的关系，总之，流行以体制的方式在资本的支持下将大都会城市的一切领域殖民化。
现在的大都市城市，似科室内环境比室外环境地重要，建筑装修比建筑主体重要，建筑的改造比新建建筑重要，临时展示比永久陈列重要。
原来的装修工程也就不再仅仅是对建筑表层的装饰工程了，它成为了体现大都会流行样态的对城市形象的不断的改装与修造。面对建筑学因自身无力而不可避免的衰落。装修工程或产业最终将要完成流行体制的新类型学需要，即装修将从装饰工程向装饰建筑学转变。
并在此之上，不得不承担起原来建筑学对城市的双重义务。即对社会经济体制上的义务以及对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义务；对建筑自主性的学科上的义务，以及对建筑历史与审美上的义务。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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