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ABBS漂行者

近年来纷纷抢滩中国的海外建筑师事务所，承担了大量大型标志性建筑的设计任务。鱼龙混杂，在所难免。
某些所谓的“著名海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收费按照国际标准，高达工程造价的10%之多，而提供的建筑方案却可以：
不考虑中国的各种相关的建筑设计规范，不考虑合理的结构设计，不考虑设备用房的布置。理直气壮，牛X哄哄。
假洋鬼子的国人建筑师也因为海外建筑师事务所的金子招牌和身边某些到中国来招摇撞骗的洋人而牛X起来，不考虑自己的职业道德，能骗则骗。

们与外国建筑师合作什么？

来源：网络转载

平和的环境很难产生精英，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对“兵临城下”的洋设计，本土建筑师更显冷静、成熟。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不企望同胞们的偏袒，只要一个平等的舞台。

竞争，锤炼了他们的筋骨，并预言：新兴的、真正实力派本土设计团队，正在残酷中孕育、发芽、开花、结果。

北美的、欧洲的、亚洲的。米俊仁先生与国外建筑师合作设计近十年，个中滋味，体味多多，感触多多。

记者：一直以来，圈内外对洋设计抢滩中国设计市场褒贬不一。有报道，仅从设计中标率上讲，北京、上海等地最重大的建筑设计项目几乎被外国人囊括一空，于是，有人担心：“照此势头，洋设计会冲垮中国的设计队伍。”您认为如何？

米俊仁：首先可以肯定，向洋设计一边倒的倾向是暂时的，中国新兴的、真正实力派设计队伍正在残酷的设计市场中孕育、发芽和开花，洋设计冲垮中国的设计队伍是绝对不可能的。

北京和上海这样一些大城市的大型公建项目一般都是国家投资，能跟国外许多城市一样搞国际招标，实际上是观念上的进步，这一点无可厚非，但“非与洋人为伍不得入内”的规则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设计招标书上。洋设计的中标率高，不外乎以下两个因素：一则，洋人是“过来人”，确实在经验和技术上比我们强；二则，我们自己的决策有盲目倾向。单就这第二个因素还可以再深究：我们的决策者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起辅助作用或留着“说事儿”用的专家评委或专家顾问；另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甲方领导及相关领导。在这两个层次的决策者当中，把有盲目倾向的同志总结一下不外乎以下几类人：张三，专家学者型，改革开放前就有海外关系，改革开放后出过几次国，历来以洋派自居，动辄“兄弟我在欧美讲学（其实是在二类大学放了一遍我们老祖宗留下来那点东西的幻灯片）的时候……”；李四，学者专家型，在业内历来有谦恭、随和的口碑，你信不信，几乎在所有的大型竞标项目的评委会里都有他谦卑慈祥的笑容；王五，甲方领导特牛型，因深谙国有企业的内里，在公开场合一般都爱和国有设计院的同志们说这样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就看不上你们国有企业，你们再不改，就喝西北风去吧！”而一但工程出了漏子，被找来兜底让他睡得着觉的往往正是这些国有设计院；赵六，甲方领导无知型，把出国看成待遇，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便是在巴黎街头蹓的腿酸的时候接到一个来自国内的电话，他便会打着中餐的饱嗝，特大声地说：“我在巴黎呢！法国的巴黎！”……高级的某方领导政治型，考虑多的往往是更高层次的东西，一般都会想到“改革开放”的高度，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领导一般还会有“杜绝狭隘小民族主义思想，向世界敞开胸怀”的潜意识。总之，这样一些人在决策层里一呼一应，往往会把决策过程搞成“新编皇帝新衣”，造成“集体无意识”盲目崇洋。反正黄油吃多了，长肥了，走不动了，大不了勒紧腰带不吃饭，“瘦身”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精灵鬼怪的中国建筑师们将计就计，巧妙运用“挂羊头卖狗肉”之招术，把自己土灶的玩艺儿用洋人的奶油伪装一下，居然屡试屡爽，不光能中标还能获国际大奖。

12种合作方式，赤裸裸的抖出。看似言笑中道来，却撕开了中外合作的帷幕，合作设计的面孔更真实、更具像。这样的市场还可维持多久？

记者：从合作层面讲，目前中外合作设计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有哪些合作方式？

米俊仁：从管理部门讲，就是外国事务所要想在图签上露一脸，就得有个准入注册而已，其他就是各挣各的钱，外国设计公司倒也自由，阿猫阿狗都来招呼，与国内设计单位之间的合作方式有：1.洋人只做顾问的；2.洋人勾勾草图的；3.洋人卖两张画就走的；4.打着外国大师旗号国内小孩做的；5.拉着俄罗斯留学生愣充西班牙建筑师揽活儿的；6.外国人只做概念方案的；7.为了向甲方多要钱，只凭老外一张手勾草图就让中国人玩“全活儿”，却空口白牙说地道外国人设计的；8.外国人只把建筑专业做到初设其他专业仅做到方案的；9.洋人想把各专业做到初设到后来无法收尾的；10.偶见报端外国某大师在工地上与工人吃住的（准确说，应该是摸爬滚打）；11.明明长着一张黄脸皮、说着一口中国方言、名字却叫什么理查德的在街上搂草打兔子的；12.更多的是“海龟”们扯着一张张纸做的外国虎皮可劲叫唤吓唬人的。如办公室里飘着八国联军国旗的；电脑桌前坐着奇形怪状不懂专业的外国人的……真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繁多、不胜枚举，一点儿不带糟蹋地体现了我们同胞的精明与务实。

成熟，体现在对事物的客观判断力。在鱼龙混杂的中外合作设计市场，一名成熟的建筑师、一支成熟的设计团队，既能识别真“龙”，更能从真“龙”身上汲取养料，完善自己。具有55年历史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提出的“走向整体建筑”理念，就是最好的佐证。

鞭打快牛，应该休矣！按设计规律办事，不仅仅对“洋设计”，对本土建筑师也该如此。

记者：在一般人眼里，外国设计公司都很有实力，外国建筑师也都很有能力。若果真如此，从整体看，我们缺少什么，他们比我们强在哪里？

米俊仁：不是外国的设计公司都很有实力，挂“洋”头卖狗肉、鱼目混珠者大有人在。真有实力的外国设计公司，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北京院现在正提倡的“走向整体建筑”的理念，就是学习发达国家科学经验的实际行动。其实，一个科学有效的设计体系或程序，是与社会现状的庞杂体系相互对位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存在即合理”，但若让再生的一种“存在”存在下去，其赖以生存的其他“存在”也得一同再生。你想在单体之外又延续地去完善园林和室内设计，可是绝大多数甲方压根儿就没想把剩下的活儿给你，离开现实谈理想，何其难也！反过来说，针对国内许多单位多年延续的设计方法和程序来说，接这样的活儿也的确吃力（优秀机构除外）。

感觉洋人厉害，也有别的原因。中国建筑师普遍的劳动强度成倍于洋人，但在收入上却少得可怜，整日奔命的疲惫和缠身的事物与建筑师的能力成正比，所有“追求”的代价都是建立在严重的睡眠不足和对健康的不可逆透支上的。国内设计单位极其普遍的颈椎、腰椎和神经衰弱等职业病应该能够证明这一问题。然而，雷打不动的COFFEEBREAK和下午茶使洋人喝着咖啡从容地从工作中体验着创造的快乐。这巨大的差异来源于同胞甲方的双重标准，也来源于国家对国内外所有行业差别一刀切的官方倾向。大凡洋人在大陆做设计都是有极特殊待遇的：首先是设计周期，洋人的设计周期是绝对不包含其国家法定假日的，压缩的余地也往往不大；其次是设计费的确定及支付，洋人的设计费是“国际标准”，是“天经地义”应该恪守的，让洋人见不着钱就干活儿，绝对是痴人说梦。对国内建筑师就没那么多规矩了，本应半年才能干完的活儿，生生地要你一个月弄利索。我们的同胞甲方在中国建筑师面前能够充分地展现了他们的多种才干。

看到差距，承认并缩短差距，意味着跨越。

建筑的真实依据，源自于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同时还要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养素，包括人文的、科技的，这是有出息的建筑师所必然。以让别人“读不懂”标榜为追求，以“抄袭”标榜为学习，永远不会得到“真实依据”。

记者：在中国，外国设计公司如果抛开本土设计单位，他们能很好的在中国完成设计吗？客观地说，中国现在建筑设计整体水平比起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近些年中国也出现了不少建筑精品，这些精品与外国建筑师的作品相比，有没有差距？

米俊仁：“外国设计公司”的表述不准确，严格来讲应该是“大陆境外建筑设计事务所（或设计公司）”。比方说：目前，诸多香港建筑设计事务所由于进入大陆时间早，对大陆相关法规和业内情况比较了解，且当地化程度较高，其中不乏买个图签干“全活儿”的。照着这一思路下去，洋设计一竿子插到底，完“全活儿”的日子也为时不远了。到那时，他们完全可以不与本土设计单位谈合作，只琢磨挖人就够了。他把咱优秀的人都挖走了，他就什么都能干了。

许多有才华、有追求的中国建筑师的作品其原创意义与建筑内涵都具有国际水准。但就普遍意义上讲，近期国内媒体出于各种目的而推崇的许多所谓“建筑精品”普遍缺乏设计的真实依据，也许这正是其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原因，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本土建筑相比是有差距的。例子很多，如：在混凝土建筑的外立面上装饰虚假的钢结构构件；应用落后技术虚伪表达高技派建筑特征；运用简易材料假冒高端部品；不考虑气候特征把南方的建筑形式机械地搬到北方；把国外非实用主流建筑师的凤毛麟角的作品做为抄袭和学习的对象等等……在中国经济赶上发达国家之前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中国建筑产业整体水平的不均衡发展主要受制于市场对低造价的传统技术及产品的依赖，大量房屋的建造技术及材料部品的更新发展都要在现状基础上艰难缓行。中国建筑师应该把视线从外国杂志上收回，含蓄你的表现欲，面对现实，真实表达，做出生根于本土的真正建筑精品。

再过100年，后人渴望看到的是实实在在能够真实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的真实的建筑。那时，真实是最美。

暂时不完善的市场，可以逐步完善；文化的失缺，却会酿成无法愈合的瘢痕。整合优势资源，打造设计航母，形成行业高地，引领中国建筑文化，是当下国有大型设计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本土建筑师的企盼。不如此，真到“弱者无声”时，悔之晚矣！

记者：目前在中外合作设计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米俊仁：现象，我已在前面说到了。可以分析一下，就我们自己而言，宏观上讲：有管理部门的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不断完善的有效管理体系，明知很多漏洞，却束手无策；还有国内大型设计单位体制问题，其占有社会上绝好的资源却不能有效使用，无法形成行业高地，从而也就无法由点及面地生成可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良性组织，不断丧失行业领地；也有崇洋媚外、实用主义和急于变现的社会风气问题。目前，这一风气已经对社会文化的任何一个层面产生历史性影响。未来，在文化回归进程中将付出惨重代价。例如，在这一文化背景上出现的建筑设计的“欧陆风”已经给中国各大中城市留下无法愈合的疮疤。

记者：我们与外国设计公司和外国建筑师深层次的合作应体现在哪里？

米俊仁：应该体现在包括行政管理层面和技术层面在内的全方位之中。世界上任何一种先进制度、先进模式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混沌无序中梳理出规律和规范是需要过程的、是需要花时间、是要花精力的。

谁来做这些工作？是官方？是民间？按规律来说，总会有人做。去年，有一个在德国魏玛包豪斯学习的中国学生，她的硕士论文选题大意就是“外国建筑事务所如何在华经营”。她和你一样也采用访谈方式对国内较大范围内的有合作经历的建筑师进行了调查，同时也对国外在华有设计经历的外国公司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调查的内容很细致、很全面，涉及的内容有技术方面的、制度方面的还有心态方面的，并对与不同国家的合作做了比较。当时我就说：“你的论文将来会成为洋事务所进军中国的《完全指导手册》。”

关于深层次合作的内容，我在别的场合和媒体上都谈到过，在这儿不想再多说了。其实历史一直在重现，只是显现的层面和范围有些变化而已，这就像孱弱的清政府与坚船利炮的列强从来没有做过一宗平等的买卖一样——弱者无声。